《环球时报》记者的父亲去年来新加坡探亲时搭乘出租车，见司机头发花白便好奇问他年龄，答快70岁了，父亲非常惊讶，司机老伯却淡定地说：“我们每年都需要去体检，身体健康才可以继续驾驶，最高可以驾驶到73岁。”当你看到新加坡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收拾大排档的盘子时，也不必太过惊讶。不要把这些理解为“晚景凄凉”、“人情淡薄”，其实，它从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老龄化社会的解决方式。

　　老有所为，赚钱又散心

　　老龄化是全球即将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。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％以上，即为老年型人口。2014年最新公布的新加坡人口统计显示，65岁及以上的公民从2013年的11.7%增至2014年的12.4%。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中，新加坡人的寿命平均82.5岁，排名全球第四。

　　新加坡“颇负盛名”的公积金制度，因为刻板时常遭人诟病，但不可否认它帮助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合理管理自己的储蓄，防止发生晚年经济危机。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主张：新加坡不是福利国家，不养懒人。这跟新加坡自身资源的局限性密切相关。新加坡今天的繁荣，本来就是建立在勤勉认真、吃苦耐劳的基础上。在新加坡这样资源匮乏的国家，如果想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，学习西方的“高福利”政策行不通。老人到一定年龄必须考虑储蓄是否够用。对于那些身体还比较健康的老人，政府大力支持他们 “发挥余热”。

　　政府呼吁人们健康生活，提醒老年人定期体检，社区也经常为老年人开办有关医疗或健康的讲座，让他们拥有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，也为他们工作年限的延长提供了必要保证。所以，老年人出来工作不仅仅是迫不得已，也是身体健康的一种体现。

　　此外，本地老年人的娱乐活动比较单一，而新加坡又开放了赌场（虽然政府规定公民和永久居民要缴纳100新币入场费，以此来限制本地人赌博）以及常年都有的跑马赛，退休的老年人很可能就沉迷到赌博里面，这也是政府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局面。与其沉迷于赌博，不如参与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多一些朋友、同事，更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。许多出租车司机是“半路出家”，退休以后才开始司机生涯，有时候对路段并不熟悉，需要依靠各种工具来找到目的地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“老年生活”，与乘客聊聊天，听听广播，还能赚取零用钱，何乐而不为？

　　同时，“以房养老”也是政府解决老人经济问题的另一个渠道。由于新加坡外来人口众多，而房屋租金非常高，通过出租政府组屋的部分房间，老年人可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；或者，也可将住房卖给政府获得现金，并以低廉的价格继续租住在此。这样一来，很多在年轻时便已有一定积蓄的老年人，几乎没有多大的经济负担，所以你会在旅行社看到许多老年人成群结伴报团去世界各地旅行。去年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前往一家大型旅行社咨询相关事宜，旁边一位大概70岁的老伯非常认真地拿着行程单在研读，他跟我说，他几乎每年都会和自己的老伴或朋友一起出国旅游。

　　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

　　新加坡对儒家思想非常推崇，认为人应该以家庭为核心，儿女要孝顺老人，主张“三代同堂”。199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《赡养父母法令》，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。新加坡政府出台多项房屋政策来鼓励年轻子女与父母同住。比如未婚子女与父母同住或者结婚成家后购买靠近的房屋，都会得到政府补贴。同时，在公积金和税收方面，对赡养父母得力的儿女，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和补贴。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以前借宿的房东是一对小两口，他们特意在距离父母房屋非常近的小区买组屋，每天下班就直奔父母家，晚饭后回自己家，这样既让家庭时常团聚，又避免老年人与年轻一代共同生活而产生摩擦。

　　公共设施方便老年人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道路设施和交通工具等环节，新加坡也尽可能给老年人提供便利。新加坡的无障碍通道建设在全球各大城市中堪称佼佼者，基本上，老年人从上公车到下地铁都能实现全程无障碍。大多数天桥都配有电动扶梯，桥面扶手也人性化地设置为一高一低，方便老年人和小孩使用。这些体贴的设施配套，让老年人外出困难大大降低。

　　公交车或地铁上的头排位置都是为老年人及孕妇准备的，一般，年轻人宁可站着也不会占用老人的专用座位，即使那个座位空着。

　　座位上方都贴有老年人安全上下车的提示，叮嘱他们先按铃再慢慢起身等。新一代公车后门都有一个隐形搭板，专门为需要轮椅辅助的老年人（残疾人）服务。《环球时报》记者有一次搭乘公车上班，中途一位坐轮椅的老人需要上车，司机向乘客示意稍等，就去后门打开那个隐形的搭板，然后亲自下车将老人推上去，在上班高峰期，每个人应该都是争分夺秒的，但没有一位乘客表现出一丝不耐烦，有的乘客还想为司机搭把手。本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刘 柳